葛洪《抱朴子․外篇》的淑世精神
《抱朴子․外篇》五十卷，共五十二篇。寫作時間比〈內篇〉早些（見〈內篇。黃白〉），與內篇各起次第，分別單行，內容亦迥然有別，故自《隋書經藉志》以下的目錄書，大多分別著錄。至宋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才把〈內、外篇〉合而為一，歸入道家，清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亦入子部道家類。這樣歸類值得商榷。
葛洪撰述《抱朴子․外篇》主要是「言人間得失，世事臧否」（自敘），目的是評說社會人事。他一再宣稱：「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」（嘉遯）、「競尚儒術，撙節藝文，釋老莊之不急，精六經之正道。」（崇教），其社會理想明顯受儒家影響。從內容上分，〈君道〉、〈臣節〉、〈良規〉、〈用刑〉、〈百里〉等篇論述社會政治；〈弭訟〉、〈酒誡〉、〈疾謬〉、〈譏惑〉、〈刺驕〉等篇批評民間風俗；〈漢過〉、〈吳失〉、〈正郭〉、〈彈禰〉等篇論述歷史、評價人物；〈嘉遯〉、〈逸民〉、〈守塉、〈安貧〉、〈知止〉、〈重言〉等篇標示理想人格；〈鈞世〉、〈尚博〉、〈百家〉、〈文行〉、〈辭義〉、〈仁明〉等篇評述文學與學術；〈博喻〉、〈廣喻〉以連珠體文字借事說理、託物寓意，從不同的角度關注社會、思考人生。
壹，抱朴子的政治思想
一般人認為葛洪「內精玄術，外諳時政，出入儒道的學者。」其以「玄」為宇宙本體，論宇宙萬殊的生成，節欲思想，恬淡的人生觀等，多本於老子；葛洪生當亂世，深諳戒慎之旨，易受道家之超世達觀、自然適性思想的影響。
況魏晉之際，老莊學說最為鼎盛，其語意抽象，方便引證作為道教修持的理論根據，抱朴子的思想受道家影響，是毋庸置疑的。不過，他自己說：「洪忝為儒者之末」、「年十六，始讀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」本未自外於儒家，且在修鍊求仙方面，主張除內外兼修，尚應積善正行，實踐忠、孝、和、仁、信等德行方成，只務方術，不修德行，是不可能長生的。在社會人生上，處處可見儒家思想的薰陶。葛洪以其儒道兼修的學養，面對政治崩壞，君昏臣暴，上下驕奢，朝綱不振，倫理敗壞、道德淪喪的時代，自有一番理想政治的主張。
一，理想的政治必須君聖臣賢
史載晉軍滅吳後，大臣爭功，武帝不能判定是非；官員恃寵生驕，競賽奢華，親己臣下犯罪當死，武帝只知護短助長，荒怠可知。西晉統一不到十二年，朝政就已敗亂，號稱的「太康盛世」剛過，賈后、八王之亂接踵而至，最後是懷、愍被擄。晉帝坐享先業，昏庸無能；佐命功臣幾乎出身腐化的貴族家庭，驕侈淫逸。君臣上下，無廉恥氣節可言，西晉經四帝五十二年覆亡。晉室南渡，仍倚仗門閥勢力，晉主雖有南面之尊，卻無統馭之實；世族但求自保家門，苟安江左，更無所謂對外事業 ，英雄功名之士，意氣鬱抑，轉為內鬥。江南半壁，反而成為名族療養流離之苦的樂土。
葛洪面對當時歷史現象，認為「天秩有不遷之常尊」，亟言立君尊君之必要。認為百姓在君主統治下，受到剝削壓迫，主張無君論的鮑敬，受到他嚴厲的駁斥。鮑氏的無君論，比當時主張無為之治的政治思想更為激烈，是魏晉時代反專制最極端的表現。他認為立君違反自然之道，既非天命，也不合人意：
隸屬役御，由乎爭強而較愚智，彼蒼天果無事也。夫混茫以無名為貴，群
生以得意為歡。……穿本完之鼻，絆天放之腳，蓋非萬物並生之意。（詰鮑）
這是說君權無據；天生萬物本無尊卑之分，君臣之設，是強凌弱、智詐愚的結果。「君臣既立，眾慝日滋」，人群根本不該有政治；君處高位，濫用權力，以致弊病叢生，徒增世人困擾。「有司設，則百姓困；奉上厚，則下民貧。」無君，人民才得安樂，這是說人民不需要國政。
葛洪認為：
乾坤定位，上下以形。遠取諸物，則天尊地卑，以著人倫之體。近取諸身，
則元首股肱，以表君臣之序。降殺之軌，有自來已。……貴賤有章，則慕
賞畏罰，勢齊力均，則爭奪靡憚。（詰鮑）
人類進化的結果，必然是上下有別，君臣道生，自然「備物致用，去害興利」，由無君到有君，是人類由野蠻進入文明的表徵。況且，人不免有情欲，爭奪必生，必須有君以制衡。國家無君，勢必大亂。為了避免君主獨裁，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聖君賢臣、上下和諧的社會。
君人者，必先修諸己，以先四海，去偏黨以平王道，違私情以標至公。（君
道）
是故聖君，莫不根心招賢，以舉才為首務。……勞於求人，逸於用能。上
自槐棘，降逮皁隸，論道經國，莫不任職。恭己無為而治平，刑措而化洽
無外，萬邦咸寧。（審舉）
葛洪所言近於儒家，著重以身作則。身為君主，必須勤修道德，戒除荒淫，德盛業廣，修己以安人，然後附之者眾，近悅而遠來。還要博納善言，招賢用才。國有良輔，可資拓境服遠，取威定功。
為免尚賢政治產生流弊，聖君貴在玄鑒表微、明試深識，以擢拔賢才為首務；用人要不拘一格，親賢遠奸，招徠多士，使國富民安。然而「英逸之才，非淺短所識」，葛洪提出審舉的原則與方法是：首先要大公無私，「用之不得其人，其故無他也，在乎至公之情不行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。」（擢才）避免「所舉皆在附己者也，所薦先乎利己者也」（名實）。
其次是量才為用，舉大略細：「以長才而遇深識，則不待歷試，而相知之情已審矣……明者舉大略細，不忮不求，故能取威定功，成天平地。」
再者知人既難，任賢應逐漸進用，不可頓任，以免任用非人，招至大禍。
最後，任用之後，要審慎確實考核，使「海內畏妄舉之失，凡人息僥倖之求」，推行考試貢舉之法，使所舉與被舉者同受約束。
君主要親自總攬大權，嚴明法制、和睦宗親、愛護百姓；關心民間疾苦，減輕稅負，愛惜民力，不違農時。治國安民之道，葛洪主張刑以輔仁，制定禮法應去繁就簡，禮主要在序等威以示情敬，不在乎升降揖讓、拜起俯伏的繁瑣。
至於賢臣的節操，必須秉持公心，對君國要竭盡忠誠，謙虛謹慎，守法讓賢，不結黨營私，不諂媚君主，不總攬文武、專擅朝政，不辭勞苦貢獻己力，有擔當、負責任，使國家政治儘快上軌道。（見〈臣節〉所述）
二，總結前朝歷史教訓
《抱朴子․外篇》對漢、吳末世社會弊病加以檢討，借古諷今，提醒當朝正視政治危機，趕快改弦更張，以免重蹈覆轍。他說：
「歷覽前載，逮乎近代，道微俗弊，莫劇漢末也。當塗端右閹官之徒，操
弄神器，秉國之鈞。廢正興邪，殘仁害義。蹲踏背憎，即聾從昧。同惡成
群，汲引姦黨。」（漢過）
「漢之末葉，桓、靈之世，柄去帝室，政在姦臣。網漏防潰，風頹教沮。
抑清德而揚諂媚，退履道而進多財。力競成俗，茍得無恥。或輸自售之寶，
或賣要人之書。或父兄顯貴，望門而辟命。或低頭屈膝，積習而見私」（審
舉）
漢末政治的痼疾，是宦官、外戚專權，任人唯親，朋黨比周，朝廷所用非人。於是姦邪在上，排斥忠良，以致政治混亂，社會風氣敗壞。吳末的弊病也一樣：
賢者不用，滓穢充序，紀綱弛紊，吞舟多漏。貢舉以厚貨者在前，官人以
黨強者為右。匪富匪勢，窮年無冀。得清行高者，懷英逸而抑淪；有財有
力者，躡雲物以官躋。主昏於上，臣欺於下，不黨不得，不競不進。（吳失）
朝廷的官員「非母后之親，則阿諂之人」，賄賂公行，小人結黨營私，這都是亡國的徵兆。
《後漢書․黨錮列傳》說：「主荒政謬，國命委於閹寺，士子羞於為伍，故匹夫抗憤，處士橫議」。接踵而至的是暴力鎮壓，「正直廢放，邪枉熾結」，正人君子常遭中傷陷害，無法掌握輿論，於是是非顛倒，名實錯亂。致使：
明哲色斯而幽遁，高俊囊括而佯愚，疏賤者奮飛以擇木，縶制者曲從而朝
隱。智者不肯吐其秘算，勇者不為致其果毅。忠謇離退，姦凶得志。（漢過）
歪邪風氣瀰漫，以致綱紀廢弛，上下失序。究其成因，當然是由於朋黨比周、賄賂逢迎使這種惡劣風⨪⨪⨪⨪⨪⨪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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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，⨪⨪⨪⨪⨪⨪⨪⨪⨪⨪⨪⨪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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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帝初，何曾薄太官御膳，自取私食。子劭又過之，而王愷又過劭。王愷，
羊琇之儔，盛致聲色，窮珍極麗。至元康中，夸恣成俗，轉相高尚。石崇
之侈，遂兼王、何而儷人主矣。
石崇與王愷、王濟等爭豪鬥富，窮極奢靡，以人乳餵養小豬，用婢女侍廁，作錦布帳達數十里。武帝每助王愷，也無法勝崇。難怪車騎司馬傅咸說：「奢侈之費，甚於天災」。為了滿足其窮奢極慾的耗費需要，官僚貴族公開搶劫也不以為恥，石崇在荊州刺使任上，劫奪殺人以致鉅富；祖逖保護出外搶劫的門客。在上位者不擇手段的掠奪聚斂，在下者更效而尤之，爭權奪利的結果，社會風氣敗壞，道德淪喪。加上任誕之風盛行，士無節操，違背禮教，不務正業。葛洪面對的社會是這樣的：
世故繼有，禮教漸頹。競讓莫崇，傲慢成俗。儔類飲會，或蹲或踞。暑夏
之月，露首袒體。盛務唯在摴樸彈棋，所論極於聲色之間。舉足不離綺繻
紈褲之側，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。不聞清談講道之言，專以醜辭嘲弄為
先。以如此者為高遠，以不爾者為騃野。於是馳逐之庸民，偶俗之近人，
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，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飆風。（疾謬）
國之將亡，本必先顛，禮法刑政，風俗教化，是立國的根本，根本頹壞，是中原淪陷的主因。他說：
今違犯禮之行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，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，投泥而諱人言
其汙也。昔辛有見其披髮而祭者，知戎之將熾。余觀懷、愍之世，俗尚驕
褻，夷虜自遇。其後羌胡猾夏，侵掠上京，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。（刺
驕）
他批評漢末名士郭泰不能向朝廷薦舉人才，立言濟世：「出不能安上治民，移風易俗；入不能揮毫屬筆，祖述六藝」，「進無補於治亂，退無跡於竹帛」，更有甚者是周旋清談於閭閻，不能救民於憔悴、挽世道之凌遲。批評彌衡傲慢任誕，敗壞社會風氣。葛洪語重心長的說出對風俗教化的重視。
貳，理想人格的標示
〈嘉遯〉篇的懷冰先生、〈逸民〉篇的逸民、〈任命〉篇的居冷先生、〈守塉〉篇的潛居先生、〈安貧〉篇的樂天先生、〈重言〉篇的玄泊先生等，都是葛洪理想人格的化身，承載著他的人生態度和志向情趣。
葛洪所假設的人物，都是超越世俗價值觀的高尚之士，他們鄙棄功名利錄，自甘淡泊。懷冰先生「背朝華於朱門，保恬寂於篷戶。絕軌躅於金張之閭，養浩然於幽人之仵」（嘉遯）；他認為顯達是不幸的，視財寶如糞土，認定「安貧者以無財為富，甘卑者以不仕為高」，「道存則尊，德勝則貴」，生活貧乏而精神充實。住在雲臺山上的逸民先生，混跡鳥獸，山棲木食，卻甘之如飴。他以心靈愉悅為滿足，所謂「醇而不雜，斯則富矣。身不受役，斯則貴矣。若夫剖符有土，所謂利祿耳，非富貴也」。他們理想的生活方式是：「躬耕以食之，穿井以飲之，短褐以蔽之，篷廬以覆之，彈詠以娛之，呼吸以延之。逍遙竹素，寄情玄毫。守常待終，斯已足矣」（嘉遯）。
葛洪與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一樣，獨善是沒機會兼濟之後的選擇，隱逸仍可立言以濟世：
士能為可貴之行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；能為可用之才，而不能使世必用
之也。被褐茹草，垂綸罝兔，則心歡意得，如將終身。服冕乘軺，兼朱重
紫，則若固有之。常如布衣，此至人之用懷也。（任命）
出仕或隱逸，是以不同的途徑服務社會，「其靜也為逸民之宗，其動也為元愷之表。或運思以立言，或銘勳乎國器。殊途同歸，其致一焉。」（任命）無論仕或隱，至人都會以平常心對待。著述濟世，藏器待時更適合其人生理想，出仕好像是不得已。
參，進步的文學主張
魏晉時期由於文學得以獨立於經術之外，文學理論亦有了長足的發展。葛洪處於這樣的一個時代，對文學諸事相當重視。他認為人類的智力經過不斷的開發，人類的文明也跟著不斷的發展，今勝於古是當然的事實，貴古賤今的思想不免俗陋愚昧。他說：
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，雖有追風之駿，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；
雖有連成之珍，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；雖有疑斷之劍，猶謂之不及歐
冶之所鑄也；雖有起死之藥，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；雖有超群之人，
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；雖有益世之書，猶謂之不及前代遺文也。是以
仲尼不見重於當時，《大玄》見蚩薄於比肩也。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，
今海不及古海之廣，今日不及古日之熱，今月不及古月之朗。何肯許今之
才士，不減古之枯骨！重所聞、輕所見，非一世之所患矣。（尚博）
世俗淺陋，不能立足當世，從發展的角度認清事實，才不會發出古勝於今這樣不通的見解。
隨著社會的演進，文學也會隨之演化，既然後世的罽錦、舟車、文墨遠勝於古代的簑衣、棰車、結繩記事，怎會唯獨文章不及古人呢？他認為古籍深隱難懂，是由於語言改變，方言不同，簡冊斷爛，篇章殘損所造成，並非古籍勝過後人之作。他在《鈞世》篇曾把古今文章作過一番比較：
且夫《尚書》者，政事之集也，然未若近代之優文、詔策、軍書、奏議之
清富贍麗也；《毛詩》者，華彩之辭也，然不及〈上林〉、〈羽獵〉、〈二京〉、
〈三都〉之汪濊博富也。
若夫俱論宮室，而奚斯路寢之頌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？同說遊獵，而〈叔
畋〉、〈盧鈴〉之詩，何如相如之言〈上林〉乎？並美祭祀，而〈清廟〉、〈雲
漢〉之辭，何如郭氏〈南郊〉之艷乎？等稱征伐，而〈出車〉、〈六月〉之
作，何如陳琳〈武軍〉之壯乎？則舉條可以覺焉。潘安仁並作〈補亡詩〉，
〈白華〉、〈由庚〉、〈南陔〉、〈華黍〉之屬，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，咸以古
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。
葛洪對古今詩賦具體分析比較之後，認為古代文學厚重樸素，晉代文學辭彩華美，是自然的變化，且各有特色，不可說今人之作不如古人。對古人作品，不可一味崇拜，應作選擇以為學習借鏡：「古書者雖多，未必盡美。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，使屬筆者得採伐漁獵其中。」
魏晉之際，政綱廢馳，社會不安、人心浮動，文人名士在虛無的玄風薰染下，放縱恣肆，文壇瀰漫一片浪漫思潮，已變兩漢重道輕藝、重述輕作的文風為崇尚藝術、重視創作。葛洪生當清談鼎盛之世，受熾盛的藝術思潮薰染，不為守株之徒。於是乘王充、陸機等人的餘風，跳脫傳統儒學的拘限。不過，在力陳重古賤今之不當的同時，還主張文德並重。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，以為文學的價值，貴在警醒世人、匡正社會的弊端，以提高人生的品質。他說：
立言者貴於助教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。若徒阿順諂諛，虛美隱惡，豈所匡
失弼違，醒迷補過哉！（應嘲）
文貴豐贍，何必稱善如一口乎！不能拯風俗之流遯，世塗之凌夷，通疑者
之路，賑貧者之乏，何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，芷蕙不救冰寒之急。（辭義）
正因為他主張文為世用，所以對晉代詩壇崇尚虛美文辭頗不以為然，他說：
古詩刺過失，固有益而貴；今詩純虛譽，固有損而賤也。（辭義）
他崇尚子書，在〈百家〉篇一再闡述百家之言的價值，將子書與經書相提並論，因為子書的寫作，是「悉才士之所寄心，一夫澄思」的心血結晶，具深刻感悟：
子書轉引玄曠，眇邈泓窈，總不測之源，揚無遺之流。變化不蘻於規矩之
方圓，旁通不論於違正之邪徑。風格高嚴，重仞難盡，是偏嗜酸甜者，莫
能嘗其味也；用思有限者，不得辯其神也。（百家）
除百家之言深美宏博外，最重要的是「與善一揆」，他在〈尚博〉篇說：
百家之言，雖不皆清翰銳藻，弘麗汪濊，然悉才士所寄心，一夫澄思也。
正經為道義之淵海，子書為增深之川流，仰而比之，則景星之佐三辰；俯
而方之，則林薄之比嵩岳。雖津塗殊闢，而運德同歸；雖離於舉趾，而合
於興化。
諸家子書從不同角度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意見，與經典在宏揚教化上同等重要。他特別推崇漢、魏以來各家子書，認為都是「義深於玄淵，辭贍於波濤」，「近弭禍亂之階，遠垂長世之祉」。
針對有人認為文章是餘事的說法，葛洪認為文章德行，本無本末輕重之分，「且文章與德行，猶十尺之與一丈，謂之餘事，未之前聞。」（尚博）「德行文章者，君子之本也，莫或無本而立焉。是以欲致其高，必豐其基，欲茂其末，必深其根。」（循本）文辭精深奧妙而難識，德行粗淺易見，應深入研究文章的藝術性，如：「翰跡韻略之宏促，屬辭比事之疏密，源流至到之修短，韻界及隱之深淺」等，都要細加研究，了解屬辭的辛苦，用筆的方法，才不至像俗士一樣，簡單的「概之一例」的否定文學的價值。
葛洪承揚雄、桓譚、王充、陸機、曹丕、桓範諸家之後，薰漸有自，而能特立風標，超邁前人，開六朝文運。連體大思精、包舉萬類的文論專書《文心雕龍》，也深受其影響，接緒之跡，斑斑可考。
肆，結論
在《抱朴子․外篇》，葛洪對東漢末年世衰道微、頹風敗俗，生動而深刻的加以批評，備論時政得失，人事臧否，以及對文學的見解，多能切中繩墨，提出不少真知灼見。正如《晉書․本傳》裡說：「洪博文深洽，江左絕倫，著述篇章，富於班、馬。又精辯玄賾，析理入微。」葛洪學識淵博，才華富贍，著述豐富，關注深廣，在兩晉士林中無出其右者。
葛洪雖然崇奉道教，輕信天地間確有鬼神的存在，但跟一般世俗道士不同，他認為神不親非族，鬼不享淫祀，鬼神不會受賄起死回生，所以認為祭禱無益於人生，且類舉罷絕山祭、破水雲廟，仍能福祿永終、身吉民安的例證，破除盲目的迷信；對天是敬而不畏，「天地雖含囊萬物，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」，從歷史上舉出很多證據，證明生無定年，死無常分，天人是並生的，物我合而為一。身為道士，卻力闢邪說與妖術，對沽名斂財的誑詐道士大加撻伐，可見其拔乎流俗，別具卓識。
至於養生方面，不僅倡導養氣煉丹，還鼓勵行善修德，這在端正社會風俗上，有其積極的作用。談到修養品德，葛洪雖然批評清談人士違禮叛道的不當，但對世俗禮數的瑣碎繁重也頗不以為然，主張因時制宜，知所權變。
由於葛洪一生境遇和前後思想變遷過程相當曲折複雜，而且兼宗教家和科學實驗家雙重身分，所反映出來的言論思想，不免有矛盾之處，如：〈自敘〉篇說：「口不及人之非，不說人之私，乃自然也。雖僕豎有其所短、所羞之事，不以戲之也。未嘗評論人之優劣，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。」但是對郭林宗、彌衡等臧否譏責頗多，且有失公道；既說人稟自然而生，與天地無涉：「萬物非天地所為也」，又說：「天地為物之至大者，於理當有精神，有精神宜賞贍而罰惡」，深信天地能制御世間：「案易內戒及赤子經，及河圖記符命，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，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，算減則人貧耗疾病，屢逢憂患，算盡則人死，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，不可俱論」且援引古昔傳聞，證明神仙實有，否定世俗經驗，懷疑人間智識，確認以金液丹藥助成長生等，都是較為鄙陋之見。
關於文學方面的見解，無論深度與廣度，都超越了前輩諸家。他從發展的眼光看，斷言不必宗經法古：「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，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？」
這種疏古競今的觀念，影響所及，昭明太子《文選序》說：「蓋踵其事而增華，變其本而加厲。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。」 便產生了求新變以雄長一代的觀念，造成宋、齊以來重創新的風氣，這可說是葛洪在古代文論的貢獻。只不過文學從建安以來，已初步獲得獨立的生命，而葛洪又把一切著述都看做文學，他自己文學觀念不夠明晰，不可能對文學有進一步的了解，觀變求新的的道路，有待來者開拓了。
總的說來，以葛洪的博文深洽、觀察銳敏、文筆犀利，其寫成的《抱朴子․外篇》，的確精純多於奇僻，只要加以分析，取其精華，對西晉的政治概況、社會風貌、民情風俗、禮法文學諸方面的認識，比唐修《晉書》更接近事實。
由於葛洪父祖世傳儒業，加以當時江南學風多因襲漢儒之舊，故其淑世思想，在廣採博擇之後，大抵以儒家為依歸。如以儒家的禮樂教化批評玄學家的放誕；倡言嘉遯隱逸和知止任命的人生觀，處處可見儒家精神，始終不忘「闡弘風化，熙隆退讓」的社會意義。出處去就取決於客觀環境，出則「明勳乎國器」；處則「運思乎立言」；他所尊的君是有德的君，所尚的賢是才德雙兼的賢人，重視道德教化，顯然受儒家倫理政治思想的影響。他自述《外篇》是儒家，是無庸置疑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