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善形於自然
謝義雄
文化院名譽院主謝義雄，秉性純厚，一心善念。他對文化院的貢獻，可謂不勝枚舉。 自高雄市民生二路本院建設的尾段，謝義雄即與文化院結緣，同時對於嶺口玄華山現有天壇的全部建設，他也出錢出力，共襄盛舉。此種為善固執、善不後人的精神，實令人起敬感服。民國七十年文化院創辦《關係我》雜誌，即由他負責。民國七十三年，謝義雄當選主任委員兼院主之後，他對文化院更用心配合主持，發揮紮根的工作。
他又在事業之餘，不斷與學生切磋修道心得。他認為，人，當先修習好自己，以涵養來行無言之教；勸人努力勤修，提升高尚人格。 謝義雄本身，是一個愛好追求真理、親近明師，而對黃老與孔孟之學特別研究、熱心的人。
由於他心性慧敏神悟，知之不忘，故在當時成為獨特的風範； 敬軍愛國方面，也秉承汶羅祖師所囑：「國之所以強盛，乃要強軍；民之所以有安樂，必須敬軍。」因此全體院生都同他一樣敬軍愛國。
回憶20年前，在高雄縣楠梓前去旗山的公路上，注意的話，可以看到一座圓塔形的建築物－－ － 上半部襯著天空，琉璃瓦的屋頂在陽光的照射下，時而泛著金黃色的光亮；而建築的下半部則掩在樹叢中，整個景象透著幾分神祕而安靜的氣息。很少人知道，那是一座正在建設中的廟院，因為它的外觀不似一般慣見的廟寺，但又覺得似曾相識，很像北平的天壇。
對了，它就叫天壇，是文化院玄華山總院的主要建築部分。但這裏要談的不是天壇，而是跟天壇有關的一個人；這個人就是謝義雄，在這座天壇的山坡下，經營著一間製鞋底的工廠－－ － 同隆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。他其實並非大字號的企業家，也不是宗教家，但是他的生活、工作，乃至於信仰上的一些平凡瑣事，這些繁瑣的行誼，卻整合出一個動人的形象－－ － 透露著南台灣工商界人士純樸誠實、奮鬥不懈精神的典型形象。
文化院請藝術家參與工作，認識謝義雄早是民國六十六年的事了。那天我正在雕塑家楊英風先生的事務所，見一位中等身材的客人來訪，手拎著方布巾包裹的禮物，端端有禮地說明來意： 「久仰楊先生在景象藝術上的成就，很想請楊先生為文化院的建設作指導，使文化院蓋起來是一座有水準的新廟……」 當時對謝先生沒有什麼印象，只覺得一個素不相識的南部生意人跑來找一個藝術家談蓋廟的事，很特別，很罕有。
謝義雄常以工廠為家，把員工當成是自己的子女。在文化院，他可是虔誠的信徒，當初在加入這個信仰行列的數年中，他逐漸感受到個人無論在生活上、事業上或處世態度上，都發生許多變化，這些變化的綜合結果，塑造出今天的他－－ － 腳踏實地、勤勞奮勉、為善最樂、重視文化。這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企業家、小事業家必要的形態，卻是他個人感覺做人「比較容易得到快樂」的形態。謝義雄經營的鞋底工廠就在建築天壇的山坡下，幾間不算大的廠房、百來個員工，就是他立業以後的一切；他非常珍惜這點成果，但不是在事業上能賺多少錢，而是他很高興能在這份事業上，讓許多鄉村人賺得生活。
當時有個大陳義胞，因脾氣壞，常常打架鬧事、欺侮同僚，沒有人願意用他；謝義雄收留了他，最後恩威並施地感化了他，使他成為工廠裏最負責、認真的一名模範員工。有一次我見謝義雄把一名女員工輕輕叫過來，塞給她一千元，誇讚她做得很好，那樣子很像爸爸鼓勵孩子做功課的情形，絲毫沒有老闆的傲氣。
問謝義雄是用什麼方法把工廠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條？他笑道：「是工廠管理我，不是我管理工廠。」他解釋道：「我也沒有學過什麼企業管理，一切都是錯到底、壞到底，就剩下一點"不死心"，然後才慢慢摸索出來的。人是活的，人所做的事千變萬化，不是光守住一點或一個原則來解決問題。誠如汶羅祖師說：有原則就是沒有原則的原則，隨時應需要變動，隨時檢討舊辦法、產生新辦法。」
謝義雄經營這間鞋底廠，開始時並不順利，資金不斷地投入，所有問題都發生了，不論別人看、自己看，都到了經營的最糟困境。謝義雄沉得住氣，他告訴自己：「已經到了最壞的地步，下面沒有更壞的，就是往上變好的時候。」於是他慢慢扭轉、穩穩把持，幾年後，果然把以前虧的都賺回來了。因為所有的毛病都發生過，對工廠的全部鉅細都摸透，成了一個久病訓練成的良醫；這就是他所謂的「工廠管理我」。
黃昏時分，偶爾到他工廠裏轉轉，看見地上打掃得乾乾淨淨，灑水的痕跡猶存，以為是員工換班後剛剛清理的。後來才知時時刻刻都是如此，他為保持工作環境整潔，讓員工舒適地做事，而且不污染到產品，特別請了一位歐巴桑負責掃地，二十四小時內都要保持同樣的乾淨。
他說：「要認真賺錢，也要認真花錢，花錢比賺錢難。隨便用錢是笨蛋、浪費，而認真花錢是助人助己，最後還是會賺回來的。」譬如他出錢辦《關係我》雜誌，就是一件奇難的事。他個人的事業跟辦雜誌沒有關係，那麼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﹖ 朋友笑他：「有錢沒處花，是不﹖」他的理由好像是講大話：「為了個人的信仰！」個人的信仰又是怎麼回事﹖「是要發揚文化院的信仰。」他與文化院的明理之士，都覺得今天的宗教已經不是閉門妄信的時代，而是真理愈辯愈明的時代，是正道就要傳揚出去；傳揚的方法，不是生硬的咬文嚼字，是要讓年輕人能接受。於是想到辦一份雜誌，內容以宗教為主，兼具藝術、教育、生活。結果《關係我》破除萬難開辦了，謝義雄也挑起了花錢最多、最難的擔子，這不是花錢又找麻煩嗎﹖然而夜深人靜，捫心自問，他覺得「沒有錯，只是難而已。」他實在很信服文化院神佛所講的道理，想將這些道理傳播給社會大眾，而辦雜誌是一條路，結合知識分子共同做，也許別有效果。
謝義雄生就一副急公好義的菩薩心腸，少年時常常在爸爸的錢箱中抓一把就跑，去送給沒錢繳學費的貧困同學。進了文化院之後，從神佛處悟得許多好道理，更加深了他對這方面的信念。自己成功了固然高興，幫助別人成功更高興，生活本是一己之事，由自己再擴散到照顧別人，就是自己生命力的擴張，他覺得很值得。
為人處世、信教崇神、營商理業，謝義雄都奉行自己一套：能捨才能得；錯到底就必須改到底，但要懂得認錯；說你壞話的人並非害你，而是訓練你、磨練你。他常對太太說：「要對我說某人如何好、如何行，聽好話，我會跟著人家上進。」
在宗教方面，他認為自己是「先行德，後補道。」換言之，就是先實行，後言說。宗教使其生活與工作有了一個總目標，有了這個目標，人生的行為標準就自然確立了，對任何事都不憂、不懼、不慌、不亂。謝義雄不是個很輝煌的人，但卻是有心上進、心地良善、我為人人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