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教是世界和平的媒介 蔡
文
宗教對於人類的苦痛，有著極大的救治之功，但各宗教在教理上及宗教儀式卻有所不同。因此之故，造成了宗教與宗教之間的對立、衝突，這實在是件非常令人感傷之事。以儒家與基督教為例，一是我國文化之傳統，一是西方文化之核心；在今日，當我們努力展開東西文化交流之際，應該嚴肅地探索儒耶會通的可能及其理論基礎。關於這點，我們從老莊思想中可以找到線索：老子的「無心」，可以化解兩教心知的執取與情結；而莊子的《濟物論》與《天下篇》，則提供了會通的理論基礎。老子思想中的「無心」，也可以單獨取出來，透視儒家中的「無意、無必、無固、無我」，和耶穌基督所說的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」之無私、無我的精神，兩者可以相互輝映。
今日宗教與宗教之間所以會有衝突，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便是「名言」之故，正如同王弼所說的「名以定形」。我們必須通過語言，以表達一個宗教思想那存有所彰顯的事物；但這樣的表達，很難避免地會造成一種限定。「橫面的執取」，其所相引拖曳而造成定執之物，進而形成了所謂的「語言的異化」。筆者常說：「古時代的仙家，同與今日時代的科學家。」雖然時代不同，稱呼的名言也不同，但兩家同是為研究人類的利益事項，便無神祕的所在。例如基督教的《聖經》上，本來便沒有「原罪」一詞，也沒有所謂「三位一體」的用語，完全是後來的神學家為了解決信仰的課題，而創造出來的語詞。這些名詞，經過歷史的發展，到今日已經有了它習慣性的詮釋。
每一種宗教和思想，為了表達它的理念，不可避免地必須使用語言。語言當然有其功能，它可以用象徵的方式來轉化人的經驗，同時它能溝通彼此的經驗；但語言卻也有許多的限制性，這種限制性，增加了宗教會通的困難。我們可以舉出其中兩種：一種是構成上的限制，一種是本質上的限制。構成上的限制是由語言學家們所指出，語言在語言學的三個層次上，則有語言法、語意和語用上的限制；其次，本質上的限制是由古今思想家們所指出，語言在本質上，是一種抽象，也是一種遺漏，無法表達人類深刻的經驗和最終的實在。
因此語言在先天條件的限制之下，宗教要進行會通，原本有它的障礙。另一個難題，則為「心知的定執」。語言的表達，由於是「橫面的執取」所相引拖曳而成的定執之物，造成了所謂的「語言的異化」。所謂「異化」一詞，可以理解為「亡其宅」的意思。孟子曾經說過：「仁者，人之安宅也。」也就是說，人本應居住於人性的宅第之中。而所謂「亡其宅」，指的正是人之不能處在由人性之怵惕惻隱之仁所成的宅第，即如孔子所說處在「不仁」的狀態。也可以說，所謂的「異化」，即是處在如老子所說在「無道」的狀態之下；因為宗教的交談和會通，必須透過語言的媒介，然而一旦落入語言的活動，便會產生所謂的「異化」。如老子所謂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矣！」問題的關鍵在於「知」，尤其是「皆知」。「知」，指的是「執取」；而「皆知」，則是前面說的「橫面的定執」（林安梧教授曾對此問題論述甚多）。所以老子不但重視一般知識論上的問題，且注意到了知識社會學的向度。
面對如此的情境，老子在《道德經》中所採取的是一種「否定性的思考」，是要歸返於依憑的天地，而形成「平鋪式的思考」的方式。所謂「否定性的思考」，乃是為化掉那「定執」的存有；而「平鋪式的思考」，則為要歸返於一個原初的天地。此種思考，是針對「語言的異化」而展開的一種救濟；此種救濟的方式，我們便將它稱為「存有的治療」。而老子此種治療的思考方式，不是單線式，而是圓環式的思維方式；不是建構性，而是解構性的思維方式。
老子在《道德經》第七十一章說：「知，不知，上，不知，知，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」所謂「語言的異化」，乃是經由心知的橫面執取相引拖曳而成者，其克服超越之道，乃在於瓦解此語言的構造，瓦解此心知之橫面的執取。「知」、「不知」，其所指的是對於那心知橫面的執取之相引拖曳而成的定執，能通過一種否定的方式去瓦解它。如此摧破了此語言的構造，而回到存有之自身，這是極為可貴的。
其實老子對於「語言的異化」的治療之道，並不在於語言的重建，而是語言的瓦解。當然「語言的瓦解」，並不是以定執的方式去瓦解語言的結構，而是回到一切表達的原頭－－「無名」。換句話說，就表面看來，老子的否定性思考好像是用來對治語言異化；其實不是「對治」，乃是「超克」，並且是「渾化於一」的超克，是著重於「生命的休憩之所」的超克。因為老子深知語言的特性，在於「限定」，而不在於「顯現」。
今天我們祈福世界和平，必須重視一個精神與心靈至上的世界。從宗教起，擁抱各宗教的基台，實現世界和平。所以，必先由宗教人士以此根本原理為中心，用積極正向的方法，使世界宗教彼此先得和諧相處；因為天賦宗教使命，是要帶領世界人類在天道之下，合而為一。宗教思想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人心，只要宗教不發生戰爭，人類自然地回歸於「神之愛」中，世界自然而然地也和平了，斯時人類便是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