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性與信仰

經由歷史記述的很多信仰事例，和宗教家與學者的論述，可知信仰與理性的關係。自古以來，信仰宗教事例曾經惹出了許多問題和爭端，其中主智主義的，將信仰視為與迷信一樣，說信仰宗教是一種迷信、無智的行為；其實這種論斷並不是很正確，因為他們不瞭解宗教，致疏忽了宗教對於人生的職能，而認為唯有理性才能照耀世界，是人生唯一光明的前途。

十九世紀著名的唯物主義科學家克立佛特曾說過這樣一句話：「如無充分的保證，任何事皆不可信。」但實際上，在這個宇宙間很多場合，我們的行動卻總是與此論斷背道而馳。因為若要一一得到保證才能行動，則無論在商業上的買賣，或經濟上的處理，或人生各方面的舉止活動，都將無法適時辦理。譬如我們在進餐前，如果先要獲得食品養分和消化情形的保證才肯拿起筷子的話，就無法攝取任何東西了；又先要確保絕不會撞車才肯乘車的話，也一輩子都無法從事旅行。所以人的日常生活，實際上在完全不先求其保證的情況下，就已經展開行動了；它無法如主智主義者所說：「大凡所有的事情，都需要有合理化的場合。」科學家在解釋自然界的窮極現象時，會以電子和能量等實體數據作假設，但這些實體，終究只能讓人相信並承認其性質而已。

故宗教信仰中有關「神或鬼」之論點，完全是超乎理性的某種能力，亦即須依信仰者領悟的程度，超越知識極限而產生的信仰世界；宗教的奧義，也同時存在其中。譬如道教法事所使用的神器、經書、咒術，或信徒的修持及因其信心所具的意識等，皆唯有信仰始能得知與悟，理性則無法解釋。如果以理性來判斷信仰為不合理，兩者之間當然會發生爭議，則理性的人會摒棄它，而信仰的人會設法去保護它。誠如汶羅清水祖師常說：「與自然界有關的超自然記事，果若與科學知識發生衝突時，宗教家會主張這些事是一種『天啟』。」此番說詞，自不能與合理的證明爭議。

因為無法提出合理的證明，無形之中，宗教家就會向理性讓步。但如果理性是用合理和證明來判斷宗教信仰活動的任何一件事（天啟的說詞），則勢必成為理性在批判非其分內工作的職能，這就產生很明顯的一種矛盾。因此宗教研究若要解決上述問題，必須更深入去研究理性的心理和信仰的本質，以及其在舉例時應有的適用範圍。

現代社會中，若提起宗教的教理或信條，總是會讓理智的人，尤其是學者或科學家不能接受。其理由是宗教家將純粹的信仰理路，與教理或信條混為一談，並把教條做了絕對性或權威性的強調，而強迫信仰者必須遵從。其實教理或信條，皆係從事信仰活動時的一種約束，它應該具有理論化或情節性的寬宏大量，即老子云「變則通」；否則，難免會受到時代知性環境的影響，出現與現代知識不能適從與相容的情形。其實，宗教會形成教理和信條，只是根據某一方的信仰經驗而設，在其他不同宗教上則無法齊一。這種情形易生起智性的懷疑，產生不可信任的理由。譬如將信神的經驗用理智表現出來，即是信條；若是以理性去理解信條，則不見得會信神。其實信條不過是將信仰的事實表象地記述下來，使能夠發揚而已。以基督教的史實來說，昔日希臘基督教的信仰內容與希臘頓哲學接觸的結果，便有克麗美因德與奧利根等的神學出現；依阿力基山特利亞派神學家所說：「信仰乃係未熟的知識，且認為這是基督教徒『經』於己臻『真』的知識。」而能助其達到極峰。因此據其神學所論，信仰只不過是要到達「真」的知識的一個階段而已，而真正的知識即是信仰的成果。

老子《道德經》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其意括為「可以用文字來表達的道，便不是永遠不變的常道；而可以用嘴巴講出來的名字，亦不是經常不變的名字。」因為既然是不可道又不可名，即見「道」並不是固定的，它是順人而應、憑理而定；由此也可見老子的「道」，是無窮盡之大。所以老子說「變則通」，凡事能變即行得通。《道德經》第二十五章說：「吾不知其名。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」意思是說「我實在不知道它的名字。不得已姑且叫它做『道』；更具體的，或許可將它起個名字，叫做『大』。」由這點，我們足以證明「道」這個東西，它的運用是無可限量的，更不能將它設限在某一方面；同時亦可得知「道」是超出人類思想的極限。因此宗教信仰或教條，只是共同約束大家，為歡喜遵從而行所設限的一部分而已，並不能當作是全體大用的禁忌。如果能將這兩個問題的發展，依其發生的次序追蹤下去，則必可互相瞭解，並互為尊重。譬如奧卡斯汀所追蹤研究及受了布拉頓主義的影響，他認為靈魂雖具有真理的能力，卻仍需經由信仰所得的真理，憑理性判斷，以文明來確認它有存在的必要。如此與理性者達成共識，才能互相尊重、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