試述台灣道教 蔡 文
論台灣道教，雖然有它的信仰對象和儀式，以為是名符其實的宗教，不過迄今一切還是停留在過去一般的祭拜上，比不上發達進步的其他宗教：（一）他們有信仰對象和儀式之外，還有護教和宣教，而且有組織性的宗教團體。（二）持有經典，為信仰和行為的準則。（三）擁有宗教家，研究其宗教的經典，以便指導信徒，同時計劃其宗教的發展。（四）關心會內外的信徒生活和宗教倫理行為。而道教就是缺乏此四點，所以不如他教的團結和一致性。
台灣民間道教從未有護教和宣教組織的團體，因此難以保持純粹的宗教性活動。一個人可以同時信仰許多宗教，也可以隨時放棄它，對神沒有貞節心，所以信徒只求自己的福祉，無需關心別人的禍福死活，更不能團結一致，發揮宗教犧牲自己的精神，以為服務人群。
其實台灣道教的神，是南宋時代部分漢民族來台，以「香火」方式帶過來的；特別在十六世紀末，由許多漢民族自閩、粵移住台灣。因當時水土不合而罹患疾病者其多，醫樂缺乏之際，一切便都依賴神明的保護。來台隨身帶著鄉土的神，起初是祭祀在個人家裏的正廳，那時候當然無需組織教團；後來有漳州人的部落共同建廟供祀「開漳聖王」、廣東人的部落共同建廟供祀「三山國王」，或同業者、同鄉者共同建廟供祀他們的守護神；繼之有學者供奉「文昌帝君」、商人供奉「福德正神」或「關聖帝君」、戲劇者供奉「西秦王爺」或「田元帥」、醫生供奉「華佗」、農民供奉「神農大帝」；最後廟與神便漸漸產生，迄今已經難以數計。但是廟其多，神稱也其多，惟有廟無教，僅在每年一次或數次舉神拜拜演戲或迎神賽會；廟的組織，只以信杯取得選「爐主」一人主持祭祀，而不是教團或護教、宣教的組織。
台灣民間道教沒有經典，所以其宗教信仰和行為就沒有根據可循。因為經典是信仰和行為的準則，宗教既沒有明確的根據，則其信仰就容易迷失目標，譬如每人所信的是什麼都不管，有神便求，只為如願，以此為信仰的目的（不管求禱的對象是什麼神或鬼、人或庶物，只要得靈驗即宜）。因此民間道教只關心拜拜，別無信仰行為的教義可談；而台灣則是拜拜最多、最盛況的地方。
台灣道教現況，「僮乩」、「巫覡」、「通靈」特別多，然無經典可循，加以無論是道教、佛教、儒教，雖然有經典，其價值性卻明顯可知：各有好的教訓寶語，卻未能精研地去踐行，而將三教經典混合亂用。其中最特殊的情形，是在道教宮廟裏中，儒、道、釋三教的神混合地供奉在一起，有的廟連主、賓之神位位置都分不清楚，求禱的對象紛亂，導致信徒不問崇拜的對象是誰，一口就念數十位神名，如此無心注的對象崇拜，實是無所謂宗教知識；廟本身沒有關於經典的存在和內容，以致發生教義混亂，知識模糊，破壞了宗教情感。
台灣道教沒有專心獻身的宗教家，所以不能進步發展，或成為高尚宗教。論宗教家與其宗教進步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因為宗教家專心研究宗教的歷史及淵源與經典的應用，而獻身於其宗教的進步與發展中，善導信徒的信仰和行為，並服務於人群；台灣道教沒有護教和宣教而組織的教團，也沒有主要經典可循，自然沒有專心研究的捨己濟世的宗教家。自南宋到現在，台灣道教約有七、八百年了，但仍未能脫離原始宗教，成為較高尚的宗教，使人生有永久不變的指針。台灣道教中，雖然有「司公（道士）」，只不過是替人家做葬儀、安頓喪禮，或在宮廟中做些法事、施行法術、為生者驅邪押煞等種類；嚴格地說，都不是宗教家。如果要由他們來發展道教、振興道教或造福人群，其困難度實在難以言論（雖然多少有助，但不能盡美）。
台灣道教不注重宗教信仰倫理行為，只重拜拜、迎神賽會，謀自身福祉。信徒應該要致力於由神的好行為延伸而使人有好行為，如果宗教不能提供人的道德生活或有助於社會，則其價值觀即被貶值。大抵宗教觀念愈低，則其道德觀念愈低；反之，若其宗教觀念愈高，則其道德觀念愈高，是一定道理。筆者認為，如果祭拜能從自私自利的動機中變為助人利人的倫理，認天為父，認地為母，認人類為兄弟姐妹，則一個人的道德觀念愈高，他的禱告必注重於精神上的懇切默禱。其實人的求禱，不只是自己身體上的需要，更當為智慧的增進、待人接物的禮貌、為解決社會問題及因道德上之自責而求禱。所以宗教與倫理道德的關係，是十分密切的。宗教高，則道德必定高；同理，道德高，則宗教也必高。
台灣道教有些習俗實應改革，譬如中國人在十二月廿四日家家戶戶要送灶神，舉行拜拜，目的是希望灶神上天多說些好話。這完全背棄了信仰倫理道德的觀念，因為神是最公正無私的；人做好做壞，神皆據實以報，不因你有祭拜而扭曲事實。祭灶神，早在三千餘年前商周時代，即有文字的記載，《周禮．典禮記》：「天子祭五祀。」這五祀中便有灶神。唐朝民俗祭灶神，是把酒糟抹在灶門之上，要灶神醉倒，到天上就不會說家中長短，而多說好話。又北平民間則捻一塊糖黏在灶門口，或台灣民俗「冬至」日將小圓子黏在灶口上，似要讓灶神吃到甜頭一般，上天去報告好事。上述觀念不但要改口，甚至在表達對灶神的真心與感恩上，民俗與宗教應分開別論，以重視宗教倫理與道德觀念。